读点|《围城》里这段夫妻对话 文|丁辉有位作

发表时间:2019-3-1 15:30:00 手机版


  文|丁辉
  有位作家曾说,中国人在公共场合中,“对不起”这句话的使用频率非常低,以至原本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,由于吝惜一句“对不起”而终至酿成事端。
  我的观察却颇有不同。也许是中国社会确在进步吧,我发现,现在大街上,或其他公共场所,“对不起”的使用频率还是非常高的。这意味着,在大街上,面对陌生人,我们中国人并不吝于释放自己的善意。但到了单位、家里,情况就不同了,“对不起”的使用频率可说依然走低。熟人之间,同事之间,夫妻之间,说声“对不起”怎么就这么难?
  我觉得我可以就这个现象给出一个解释,但要套用刘震云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中的一段话:在大街上,一件事就是一件事;在单位里,一件事却是三件事;到了家里,尤其是夫妻之间,一件事就是八件事了!
  钱钟书《围城》中最具现实感、现场感的描写,在我看来,当数方鸿渐和孙柔嘉之间的夫妻吵架。方鸿渐与孙柔嘉在赵辛楣家偶遇方的昔日情人苏文纨后,回到旅馆——
  (方)“回来了。”
  (孙)“身体是回来了,灵魂恐怕早被情人带走了。”
  “你这人真蛮不讲理。不是你自己要进去的么?事后倒推在我身上?并且……人家临走时还拉了你的手——”
  “我太荣幸了!承贵妇人的玉手碰了一下,我这只贱手该从此不敢洗了!”
  “何必跟她计较?我只觉得她好笑。”
  “好宽宏大量!你的好脾气、大度量,为什么不留点在家里,给我也享受享受?……”
  一件事就这样被说成三件事,乃至八件事!别人我不知,反正我每每读到这里都只好掩卷苦笑。中国社会当然在进步,但那进步往往只是在大街上;一旦到了单位里、家里、夫妻的卧室里,各种牵缠,各种虚耗,各种“举一隅而三隅反”,就让人觉得我们的进步实在是有限的。
  一直喜欢上海作家周宛润的小说《五妹妹的女儿房》,里面有个细节让人难忘。
  在上海的弄堂里长大的罗五妹和王革生结婚后不久,就有了第一个女儿安妮。在有了孩子之后,两个人的内心都开始有了他们自己都未必察觉的变化。他们不再一味任性使气,他们努力去学会理性和克制。
  他们第一次说“对不起”,是在一场争吵之后:“他们对看了一会儿,忽然异口同声地向对方道歉:‘对不起!’”
  这声“对不起”把两人都弄得有点不好意思,因为在这对弄堂男女的语言世界里,原是没有给文绉绉的“对不起”三个字留一席之地的。这以后,当然还会有争吵,吵完再互相说“对不起”。
  对这对没什么文化的弄堂男女来说,“对不起”就是他们理性的象征了,“事态千钧一发之际,就靠它来挽回”。
  《五妹妹的女儿房》当然不及《围城》写得“聪明”,却比《围城》多了些温暖和明亮。这是我喜欢它的一个理由。
  (壹点号 读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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